2019/3/7 18:01:47 标签:会员资讯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一天——3月4日,医药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扬子江药业董事长徐镜人、恒瑞制药董事长孙飘扬、齐鲁制药总裁李燕、上海复星医药总裁吴以芳、山东步长制药总裁赵超、北京悦康药业总裁于圣臣、宜昌人福药业董事长李杰、珍宝岛药业董事长方同华等来自医药界的40余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席会议,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董事长唐岳应邀出席会议,与医药界共同探讨中国医药产业热点问题、发展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董事长唐岳在会上发言,就国民健康费用政策、医药工业4.0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唐岳表示,医药医疗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保障和提高国民健康,但就当前的政策实践而言,纯粹地降低药价可能并不能满足更好地保障国民健康这个目标,而与此同时,国家应该出台具有刚性力量的政策支持医药产业走向工业4.0,只有医药智能制造才能最终解决药品生产安全问题,进而为保障和提高国民健康这个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保证。
医药改革、医疗改革的出发点是保障和提高国民健康,这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重大改革,故而就当前的实践过程而言,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费用的降低往往只是一棍子打在药品上,这个问题当然也得到了各界的重视和长期关注。更好地保障国民健康,当然是需要预期药价降低,但纯粹地降低药价可能并不能满足提高国民卫生健康这个目的,只有虚高的药价才能降下来,非虚高药价一降,可能会导致一些反向的结果。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中国医药行业规模已越过3万亿元的整体盘面,但目前纯粹做药品研发制造的企业,规模最大的也就几百亿元,这是否说明我们行业里的企业没有竞争力,或是没有提高行业集中度的能力?应该不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各个行业的发展是基本均衡的,但医药行业比较例外,除了商业连锁,研发制造领域现在还没有产生千亿企业。而通信行业里的华为就达到7000多亿,当然,华为的研发比医药企业要投得大、投得早、投得快。
所以,相比华为这样的企业,医药领域企业研发投入能力要低很多,一百多亿元销售规模的企业已经算是行业内的大企业了,基于这样的销售盘面去做研发投入预算,自然很难与华为相比,也难与国外的大型医药企业相比,他们研发一个新药动辄投入十几亿美金。由此而言,医疗费用降低需要依靠医药联动,而非仅限于药品一个方面,我们希望出台更好的制度设计,目前市场看似统一,但那么多省市区域,实际还是条块分割的。
2018年11月开始试点的“带量采购”政策,药品降价提质是预期效应之一,社会关注度很高,但对于医药企业而言,包括竞争力很强的企业,如何确保销售规模增长?销售规模上不去,比如说难以达到千亿销售规模,难以进入世界500强行业,也就很难跟欧美医药企业比拼药物创新,仅仅依靠海归人才是不行的,这是一个智力和资本双重密集的领域。
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董事长唐岳在医药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发言
同时,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出台具有刚性力量的政策,支持中国医药工业走向工业4.0。哪怕今天从2.5走起,一步步走向3.0、3.5,总有一天走到4.0。只有走到4.0,实现医药智能制造,药品安全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因为智能手段是解决药品安全问题唯一可靠的技术手段。但目前,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倾斜和支持相对碎片化,力度有待加大,而制药企业又面临成本高企、销售价格下降的问题,影响到对新工艺、新设备、高技术设备的应用。
实现工业4.0,药品监管部门就可以在线随时检查,老百姓也可以根据法律赋予的权限随时随地监管任何一个药企的生产质量,比如消费者可以查阅所使用的这瓶药是哪里生产的、生产过程如何。因为,通过智能制造这些数据都可以存在云端,这是必然趋势,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当下就应该走这一步。这一步怎么走?需要政府和企业联动,企业要有积极性、主动性,政府要有完整的政策体系来推动和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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